60年一甲子，全国人大成立60余年，我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从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便是明证。提及法治，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，我们受益于这种相对于人治更公平的治国方法，依法治国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系统的运转，正如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所说，“知法治所由生，则应时而变；不知法治之源，虽循古终乱。”

想来，会有很多人将“法治”写为“法制”，以为两者别无二致，其实不然。区别这两个词时，总会让我想到高中时期的英语填空题，“The rule of law”（法制）和“the rule by law”（法治），仅仅是一个介词的差别，意思就大不相同，每每做英语介词填空时，我总乐于将“of”理解成“...的”，将“by”理解为“通过...的手段”，那么法制与法治，将被解释为法律的制度和通过法律的手段达成的制度。也就是“法制”强调法律本身，是一种“以法治国”制度，而“法治”强调了“依法治国”的手段，包含了“人民主权”的内涵。

然而，“人民主权”并不是“人治”。“人治”所衍生出的最大弊端就是贪腐，中国是个富有人情味的古国，所谓“礼尚往来”、“刑不上大夫”，这些“老毛病”起源已久，在“人治”时期最为严重。而在法治时期，我们看到的最大成效就是反腐的力度不断的增强，从“老虎”到“蝇贪”，中国渐渐的将“人情味”纳入法律范围之下。

但这并不代表，法治社会就是贪腐的终结。我将“法治”理解成一种化合物，当这种化合物被写成分子式，被拆分为一个个分子，那就不会是原来的形态，同样当人们将“依法治国”不断细化为“依法治省”、“依法治市”、“依法治县”、“依法治乡”，最后终会成为“依法治人”，这样法治的对象便仅仅变成了老百姓，同样会造成官员的个人权利膨胀。因而，只有将法治用于整个社会层面，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